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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将向中国市场导入更多电驱化车型******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6日电题：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将向中国市场导入更多电驱化车型
中新财经 葛成
“目前，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更是日产在全球不可或缺的一块重要版图。”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山崎庄平(Shohei Yamazaki)近日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强调。
他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热衷先进技术的消费群体，他们不断激发、促进整个汽车行业和制造商，提供最先进的创新技术和最佳的服务，日产将向中国市场导入更多电驱化车型，加速推进在中国市场的电驱化、自动驾驶、智能互联和共享出行等方面的业务发展。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日产汽车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进入中国市场，并于2003年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发展进入快车道。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年，日产汽车是如何实现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的？
山崎庄平：1973年，日产汽车公爵(CEDRIC)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这使日产成为了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汽车品牌之一。近50年来，秉持“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日产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见证、参与、助推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与变革。
2003年，日产汽车与东风集团共同成立了日产汽车在中国的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合资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乘用车和商用车领域建立了从设计、研究、开发、采购、生产、销售、营销、售后服务、出行服务等一整套生态。
2021年，在面临国内外疫情、零部件、芯片短缺等多重压力下，包括进口车、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在内，日产汽车在华销量超过138万台，连续7年销量超百万台。
通过日产(中国)零部件出口事业，日产汽车在华积极推动中国零部件行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在过去的16年里，日产(中国)零部件出口事业部一直在中国大量采购汽车零部件，并出口19个国家和地区的45个日产及雷诺工厂，累计出口额已超过2兆日元，累计出口超过20万个集装箱。
中新财经：当下，中国汽车市场正处于电气化、网络化、智能化、共享化的转型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日产汽车将如何应对汽车产业的变革？
山崎庄平：日产汽车将在“企业转型计划”和“日产汽车2030愿景”(Nissan Ambition 2030)的指引下，利用自身经验和优势，结合中国的政策法规、市场环境与用户需要，着力推动电驱化、自动驾驶、智能网联和移动出行服务技术的革新。
在电驱化方面，纯电技术与日产e-POWER技术共同构成日产电驱化战略的基石。在中国市场，日产已推出多款纯电动车型。未来，日产汽车将向中国市场导入更多的电驱化车型。
在自动驾驶方面，多款日产在华销售的车型搭载了辅助驾驶系统——日产ProPILOT超智驾技术。根据 “日产汽车2030愿景”，日产汽车还将进一步开发自动驾驶技术，并计划到2030财年，在全部新车型上搭载下一代激光雷达系统(LIDAR)。
在智能网联方面，至2024年，日产汽车将在超过90%的日产品牌车型上搭载Nissan Connect 超智联，令驾乘者能够与网络信息世界无缝联接。
移动出行服务同样是日产汽车在中国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产汽车已与苏州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在苏州市建立日产出行服务有限公司并在高铁新城开展移动出行试点服务。在不久的将来，将与合作伙伴一起推动商业化落地。
中新财经：2021年，日产汽车中国区销量138.14万辆，同比下降5.2%。去年日产汽车在华销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日产汽车将如何调整策略，让中国市场的销量回归增长区间？
山崎庄平：2021年，日产汽车和其他车企一样，面临着诸多外部不利因素。我们的市场表现受到疫情、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短缺等诸多因素影响。今年，随着多款新车型的上市，日产汽车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持续复苏。
日产汽车会密切关注行业需求变化，并加速推进日产汽车在中国市场的电驱化、自动驾驶、智能互联和共享出行等方面的业务发展。未来将通过不断推出全新车型，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断提升销售质量，实现业绩的持续增长。
中新财经：近期，多家跨国汽车企业提出了继续在华追加投资的计划，有车企公布的投资规模已超百亿元。日产汽车是否有类似增资计划？在您看来，中国市场为何能够吸引跨国车企继续投资？
山崎庄平：中国是日产汽车的核心市场之一，日产汽车将持续关注和深耕中国市场，进一步推动中国业务的发展，助力中国社会和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环境，开放、包容、多样化的营商环境，以及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等，使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目前，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位于全球未来移动出行发展的最前沿。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热衷先进技术的消费群体，他们不断激发、促进整个汽车行业和制造商，提供最先进的创新技术和最佳的服务。(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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