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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兔”飞猛进，名字起对了就能涨？******

　　文/陈康亮

　　兔宝宝(002043)还在涨。

　　尽管有媒体提示风险以及高管减持等负面信息，但截至1月16日收盘，兔宝宝当天仍上涨近4%，今年以来兔宝宝已累计上涨近60%，成为2023年开年“妖股”之一。

　　兔宝宝是谁？

　　公开资料显示，兔宝宝身处家居行业，主营装饰材料和定制家居业务，是国内高端环保家具板材产销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公司2005年上市，主要产品为装饰板材、科技木、地板、胶粘剂、原木、木门、定制衣柜、橱柜等。财报显示，装饰材料业务贡献其营收占比逾七成，为公司的“现金奶牛”业务，而定制家居业务营收占比逾两成。

　　兔宝宝的发展和房地产景气度可以说息息相关。近年来，房地产遭遇下行压力，身处房地产产业链上家居建材板块的兔宝宝业绩亦承压下行。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8.73亿元、3.89亿元，同比分别下滑7%、25.63%。兴业证券研报表示，公司业绩下滑源于华东区域受疫情冲击叠加国内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

　　回顾兔宝宝本轮上涨行情，令人费解。兔宝宝股价由去年11月初开始反弹，股价低点实际上与房地产行业预期整体向好的转变有关，兔宝宝股价的低点与万得资讯(Wind)房地产行业指数低点基本一致。但兔宝宝股价与房地产指数一致的趋势仅仅持续了一个月，到去年12月初，两者之间走势呈现明显分化，兔宝宝股价并未伴随房地产指数调整而调整。到了今年，其股价更是形成了凌厉上涨趋势。

　　在此前的股价异常波动公告当中，兔宝宝称未发现有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分析认为，兔宝宝近期的大涨，或许与其股票名称有关。在农历兔年即将到来，作为A股唯一股票名称含“兔”字的标的股，兔宝宝获得了游资青睐，成为炒作标的。

　　有媒体发文称，从兔宝宝这几日股价走势来看，符合游资短线炒作的风格。游资通过“击鼓传花”等方式短线炒作后离场，散户则往往成为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和“接盘侠”。

　　那些年A股炒过的“兔宝宝”

　　业绩不佳仍然挡不住兔年炒作兔宝宝，这让人不禁想起A股所谓的“股票姓名学”：名字起对了，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行情。

　　事实上，上述生肖炒作中，兔宝宝并非孤例。以往农历年前A股也都会有一波生肖行情。诸如湖北广电(谐音虎)、金牛化工(带有牛字)、联环药业(老鼠药概念)等，都曾在当年生肖行情中，经历了一轮股价上涨，多数个股股价短期翻倍。

　　2022年2月8日，当谷爱凌为中国队拿下北京冬奥会上的第三枚金牌时，A股名字里面带“谷”字的股票纷纷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远望谷股价冲上涨停板，股价创下近半年内新高。

　　美总统大选期间，A股部分公司股价也因名称而出现异动。2008年奥巴马美国大选前后，澳柯玛多次涨停；2012年奥巴马连任，澳柯玛再次涨停。2016年，由于特朗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川大智胜涨停。此外，一个诗和远方(SHYF)的段子让石化油服(SHYF)大涨，电视剧《欢乐颂》一句要收购红星集团让红星发展大涨……

　　上述公司的上涨可能是股票名称“无心插柳”而获得的意外之喜，但由于A股存在上述炒作之风，部分公司亦处心积虑通过“更名”来蹭热点。

　　最有名的可能当属多伦股份改名为“匹凸匹”。2015年P2P互联网金融概念正火热，多伦股份于当年5月发布更名公告，随后受到资金热捧，股份股价连续6日涨停，涨幅为77.37%。

　　然而，经证监会调查，此次更名事件背后是多伦股份的实际控制人鲜言实施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中国证监会在2017年3月对鲜言开出34亿元的史上最大个人罚单。2020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鲜言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对其处以有期徒刑3年4个月，罚金1000万元并追缴违法所得。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追名逐利”的概念炒作行为属于市场噪声，往往属于短期行情，投资者应该保持清醒，不要盲目跟风。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时表示，炒作概念等投机行为任何市场都会有，但A股市场由于个人投资者占比偏多，市场相对不成熟，因此投机炒作事件时有发生。但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渐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A股投资价值也将不断凸显。不管是哪个板块的概念股，最终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要脚踏实地、立足主业谋发展。对于投资者而言，不要参与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不要盲目跟风，要看清炒作背后是否有真实投资价值，进行理性投资。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