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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建设之路，如何行稳致远？******

　　【思想茶座】

　　编者按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征程上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如何认识农业强国的深远意义，怎样建设农业强国？光明智库特邀专家学者就此对话。

　　本期嘉宾：

　　张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仇焕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钟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司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胜

　　1.既是全局支撑，也是关键环节

　　光明智库：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张琦：农业强国既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支撑，也是关键环节。首先，农业是强国之基，是关乎百姓饭碗和农民生计的基础性产业。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稳住“三农”基础，才能在现代化强国之路上行稳致远。其次，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农村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农业竞争力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钟钰：农业是关系一个国家人民生命安全和生存安全的重要部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将使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稳健。在建设农业强国进程中，重头戏是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

　　仇焕广：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质量决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成色。只有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只有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才能尽快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司伟：需要看到，农业部门与国民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也比以往更容易受贸易、汇率、利率等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从而更好应对外部挑战，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之路

　　光明智库：建设农业强国为何要体现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应该强在哪些方面？

　　仇焕广：首先，中国农业资源禀赋丰富，但人均资源短缺，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要求我们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始终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为头等大事，必须走保量、保质、保生态的道路。其次，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赓续农耕文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后，中国具有鲜明的“大国小农”特征，“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长期存在，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经之路。

　　钟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之路，既要尊重国际上农业强国建设的一般规律，又必须立足自身实际，体现千年的农耕文明特质和中国制度优势，找准突破重点。一是确保供给保障能力强，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守住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底线；二是确保科技装备强，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提升，依托生物技术、装备技术、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等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三是确保经营体系强，走多样化差异化的经营发展道路；四是确保产业韧性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及稳定性，筑牢农产品有效供给“防御系统”。

　　张琦：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实现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和竞争能力强，特别是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一方面，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农业领域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必须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农业经营形式、经营主体等，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更强动力。

　　司伟：由于国情不同，建设农业强国没有现成的答案和可供全盘模仿的对象，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首先，依托发达科技提高农业生产率，形成强大的农产品供给能力，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居民营养健康需要；其次，有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完善的农业支持政策，以应对农业经营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再次，注重发展可持续农业，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价值；最后，打造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跨国农业企业。

　　3.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是关键

　　光明智库：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钟钰：一是要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满足多样化品质化食物消费需求。二是要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扭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关键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更加稳固。三是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让农民从现代经营方式变革中获得更大增效，用政策补贴等方式让种粮农民增加转移性收入。四是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深入推进产运储加消全链条节粮减损，强化粮食安全教育，反对食物浪费。五是要坚持开放合作，一方面，遵循“适度进口”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持续优化粮食贸易结构与进口节奏；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农业贸易体系的韧性与稳定性建设，为国内食物生产转型与调整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张琦：要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方针，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同时，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掌握粮食进口的主动权，主动融入全球粮食供应链，推动大型农业企业走出去，深度参与国际农产品产业链分工，提高粮食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司伟：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健全粮农收益保障机制，稳定农民种植收益；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严格考核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督促各地真正扛起粮食安全责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依靠科技提高玉米、大豆两个品种的单产水平与自给率。

　　4.解决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动力问题

　　光明智库：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应当如何做？

　　司伟：农业强国必是农业科技创新强国。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方阵，继续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要从技术创新源头和产业链条发力，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是夯实基础，持续完善与农业强国建设相适应的科技投入体系，引导农业系统转型升级。二是补足短板，继续推进制约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成果转化效率和成果应用成功率双提升。三是建立优势，加快培育壮大适应农业强国建设的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四是营造环境，从推动动力、成果转化、技术应用和技术提升等方面着手，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钟钰：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快提升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研发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另一方面，要把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作为主线，在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设置多种差异化的退地补偿方案，逐步完善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户进城后的长远生计。

　　仇焕广：在科技方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科企深度合作，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方式集聚资本，引导发展潜力大的农业企业实现产品互补和规模经济，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在改革方面，要扎实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工作，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权保持稳定、顺利延包，维护广大农户的承包权益，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让广大农民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张琦：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科技装备全领域突破。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另一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将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相统一，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潜力。

　　5.坚持系统观念，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光明智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如何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钟钰：在“五大振兴”目标任务中，产业振兴是龙头、人才振兴是支撑、文化振兴是内蕴、生态振兴是要求、组织振兴是保障，要统筹部署、协同推进。其中，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要立足农业产业特征，做好“土特产”文章，有效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同时，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和升级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仇焕广：乡村人才振兴既要培养本土人才，又要吸引各界人才。比如，加快培育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农业生产经营型人才；加快培育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乡村工匠等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加快培育农业农村高科技领军人才、科技推广人才、科技特派员等农业农村科技人才。

　　乡村文化振兴要重点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并将其与美丽乡村建设、农耕文化保护相结合。

　　乡村生态振兴要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力度，推进农村改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深入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张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乡村振兴高质量有效推进。同时，必须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重要战略地位，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必须坚持广大农民主体地位，维护好农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必须用好深化改革这一法宝，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潜力。

　　6.以人才引擎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光明智库：如何打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符合农业强国建设要求的“三农”干部队伍，用好用足各类人才？

　　仇焕广：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村“两委”班子等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队伍的建设。健全从乡镇事业人员、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到村任职过的选调生、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常态化机制。选拔懂发展、善治理、有干劲、甘于奉献、能够带领群众推进乡村振兴的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等优秀人才进入村“两委”班子。开展针对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的乡村振兴主题培训，提升其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能力。

　　应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加快培养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引导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开展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继续推广研究生长期派驻农业生产一线的“科技小院”培养模式。完善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解决科研和农业生产“两张皮”问题。

　　钟钰：当前，需要多策并举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结构。通过强化选拔、教育培训、考评监督等方式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进一步完善村干部的培养管理和待遇保障，为广大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搭平台、给荣誉、创机会，让他们“沉得下，留得住，能干事，愿干事”。同时，打通内部培育和外部引进两大人才培养渠道，积极挖掘“村创客”“土专家”“田秀才”“新农人”，通过平台搭建、成果转化、人才奖补、情感联结等方式鼓励城市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完善乡土人才认定标准，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以“人才引擎”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张琦：首先，完善“三农”干部队伍选拔任用机制。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年轻干部及时发现出来、科学培育起来、合理使用起来。其次，建立健全“三农”干部队伍培训学习机制，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最后，建立健全乡村振兴责任制，引导干部队伍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