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磊、于福全(左一)在厦门比赛期间。 于福全供图
接受记者采访的于福全介绍,作为内蒙古一所职业高级中学,和其他本专科学院相比,能参加这样的比赛,机会本身就非常宝贵,因此他们从很早就开始准备。“此次比赛项目颇有难度,需自行学习编程、机器人以及智能领域相关的大量知识。”
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临近比赛时克服了疫情带来的困难,幸运的是,“当地政府、学校为我们开辟‘绿色通道’支持我们参赛,落地厦门后,到了隔离宾馆,我们一刻不敢耽误地继续进行线上学习。”
对于今次斩获三等奖,于福全用“成功的路上总是充满荆棘”来形容。“由于赛制改变,打乱了原有的训练计划,速度慢的‘硬伤’就摆在了面前,我们必须保证相关任务的完成质量,还要不断练习,提升速度。”
回忆起在厦门的比赛情形,于福全坦言,“第一天的比赛任务难度巨大,且个别内容完全出乎意料,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达成的结果还是和预想的差一些。”
“不过,第一天比赛后,我们调整心态,告诉自己坚决不抛弃不放弃,毕竟还不清楚对手的情况,于是我们又专心准备第二天的比赛,并在第二天的比赛中出色发挥,最终取得了三等奖的成绩。”于福全谈起这些,一脸幸福。
在这两位青年看来,此次获奖最大的意义在于,作为内蒙古一所职业高中的老师,能和这么多高手同台竞技,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通过此次比赛,他们也认识到自身技能的不足。
他们说:“不管是技能培训,还是理论知识上,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日后必定会再接再厉,争取取得更好成绩。”(完)
报告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当前,国内对于算法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框架都是清晰的,而分级分类精准治理的模式应当可以解决如何落实的问题。”在日前举办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谈及算法治理的现状,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正表示,算法分级分类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要针对不同风险场景配备不同监管规则。 论坛由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主办。其间,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平台经济反垄断观察报告》。 记者了解到,《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2022)》,梳理了国内外的多项法规,结合热点事件及应用场景呈现了算法治理现状,并发布千份算法治理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算法公开和算法治理的了解程度和基本态度,最后基于多方调查分析,给出了当前算法趋势观察以及未来治理方向建议。 报告发现,目前国内算法治理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企业的算法公开主要依靠官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或在舆情事件发生之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承认算法让自己的使用体验更好,但仅一成受访者认为企业算法公开做得很好,逾六成的受访者称曾遭遇“大数据杀熟”;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在数据、算法方面治理政策进展显著,在平台与应用方面的政策和落地尚需加紧。”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伦理有三个相当紧迫的问题需要被正视:首先,人工智能应当被适度使用;其次,目前人工智能服务知情同意落地艰难,被迫知情同意普遍存在;最后,目前用户数据的授权撤销在人工智能服务中存在巨大挑战,需要监管和更高层的网络服务提供方联合提出更合理的政策与解决方案。 针对日前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示,从算法治理角度来说,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之前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思路有所不同,前者采用了一种“三位一体由的数据与技术规范。 具体来讲,由于深度合成技术的门槛较高,技术支持者也被纳入了监管范围内。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提供智能对话、合成人声、人脸生成、沉浸式拟真场景等服务,应当进行显著标识,这就将更重的责任落在了服务提供者身上。 中国社科院科技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提到,算法治理需要构建可信任的算法认知,而这需要产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产业要努力提升算法精准性、透明度,减少偏见,减少歧视;消费者则需要提高数字素养,提升算法意识,加强在人机互动中自主性、控制感和协同意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