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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扩大国内需求 推动消费动能持续恢复****** 【财经论语】 作者：依绍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新一年经济工作提出明确部署，也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规划实施路径。 扩大内需战略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紧密相关。事实上，内需也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要素。2021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9.1%，较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在稳定出口的同时，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必然选择。历史经验证明，内需和外需在一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一般情况下，外需拉动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发挥巨大作用。经济繁荣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内需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从并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理应成为新时代扩大内需的基本遵循。 消费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凸显。自2013年开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投资贡献率，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个百分点；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已成为我国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主引擎，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为有效促进消费增长、推动消费持续恢复，需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增强消费信心。一是逐步提高城镇低收入户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对农村特定地区低收入者的帮扶力度，健全社会“托底”机制，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向低收入人群倾斜，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建立健全工资性收入随企业利润增长动态调整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依法保护居民合法经营收入，有序以个人所得税等税制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发挥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二是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引导农村地区以资源禀赋为依托经营特色产业，推动规模化、集约化、差异化发展与产业链条延伸，稳步提升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支持建立商务领域农民工就业服务平台，在农村地区建设养老、托幼、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技能培训基地，增加中低收入农民的可支配收入。 发挥流通环节吸纳就业功能。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知识分享等平台发展，以微经济实现兼职就业和副业创业，形成灵活多样的个体经济就业池，引导用工外包服务等平台规范发展，多渠道增加就业。支持小店发展，鼓励小店市场主体实施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打造“小而美”精品品牌。引导线上线下创业平台优化服务质量并减免服务费用，优化证照办理等政务服务，降低小店的线上线下创业成本，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 优化新型消费供给，培育新型消费领域，优化免税政策体系，支持发展免税零售，引导免税零售企业实施差异化、多元化经营，构建良性竞争格局，有序增设免税城市和门店，拓宽免税消费空间。推动制造业与流通领域跨界融合，支持零售与批发领域的龙头企业开展供应链逆向整合，建设柔性化供应链，实现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供给。优化发展与享受型服务消费供给，大力发展文娱、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产业，鼓励服务内容、业态与模式创新，推动服务消费场所的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升级，丰富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运动、康养、餐饮等业态配置，构建满足多元消费需求的一站式体验消费场景。 双向推进多层次城市消费体系和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首先要高质量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优化城市核心消费商圈布局。推动集聚国内外优质消费资源，促进商圈内不同经营模式和业态优势互补、信息互联互通，增强场景化、立体化、智能化展示功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步行街、商业街、购物中心等地标式场所。其次要完善社区便民商业网点。推动补建和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覆盖率，鼓励品牌连锁便利店业态发展，支持搭载多元生活服务功能，提升社区便民服务质量。再次要培育县域领先商贸流通主体，完善商业网点业态配置。加快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鼓励供销社、邮政等创新发展，依托点多面广的网络优势完善农村商贸流通综合服务水平，支持电商平台、供应链综合服务企业等赋能农村传统商业网点，以数字化技术、供应链管理等助推提质增效，发展新型品牌连锁业态。 1至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731亿斤，比上年增加73.6亿斤，增长0.5%，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1至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20043亿元，同比增长5.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9.9%。 （刘坤整理）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1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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