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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

“球星卡”升温，专业从业人员提醒：新手勿跟风******

　　“球星卡”升温，新手勿跟风

　　本报记者 孙奇茹

　　“一张纸片，上面画着人，最贵的那种签名卡竟然能卖好几百万美元！”一位国内著名脱口秀演员在舞台演讲时讲述了自己近期迷上NBA球星卡的故事。近两年来，继潮玩盲盒、球鞋之后，又一个“小众”收藏品开始走向台前——球星卡。

　　“小卡片”成另类投资新宠？

　　一张印有运动明星肖像的卡片，能值多少钱？今年8月，棒球名宿霍纳斯·瓦格纳的一张球星卡拍出了725万美元的惊人价格。

　　球星卡，是以篮球、棒球、足球、网球等多项运动为主的顶尖运动员形象为元素制作的卡片，是一种兼具收藏和投资价值的体育IP衍生品。在诞生之初，球星卡的意义与不少国内消费者儿时从零食包装袋里拆出来的小浣熊卡、水浒传英雄卡并无二致。1880年左右，美国烟草制造商将球员卡作为买香烟的赠品附在香烟盒中，后来球星卡逐渐成为球迷文化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球星卡的购买、流通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Topps、PANINI、Upper Deck等具有独家发行权的球星卡发行商购买未开箱的“盲盒”，抽中全球限量、概率低的卡则具备一定的收藏价值；二是购买已开盒、卡面内容已经明确的明卡。

　　球星卡的销售状况和价格与赛事进展、运动员的个人动态、球星卡发行的稀缺程度等密切相关。有些球星卡有球星签名，会更受欢迎。“球星卡价格还受球星比赛表现影响。如果球星因伤退出这一赛季，球星卡价格也会回落。”一位资深从业者说道。

　　业内人士透露，球星卡的成熟市场主要在北美，中国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中。

　　兴趣变现带热国内市场

　　一些较早开始玩卡的国内资深“卡友”，逐渐将兴趣变成了生意，也将这项略显小众的收藏品类逐渐在国内推广。据了解，北京目前是中国球星卡收藏与交易量最大的城市。

　　张邱昊是北京最大球星卡店的运营副总。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小学门口围观玩具小摊上的球星卡，初中时每天放学逛卡店，到如今运营一家业内知名的球星卡店，他把对球星卡的喜爱玩成了专业。

　　资深球星卡玩家、T8收藏品廊主理人郑嘉琪从学生时代起就与球星卡结下了不解之缘，从2010年开始有规模、成体系地收藏球星卡，喜欢收藏顶级球星亲笔签名的球星卡。今年8月，郑嘉琪辞去工作开设店铺，专注于球星卡销售，开启了球星卡跨境电商之路。近期，他的店铺在eBay平台上线短短6周，累计销售额就突破20万美元。

　　“在我们平台上，每秒钟就有3张新的球星卡卡片上线。”跨境电商平台eBay相关负责人说，中国庞大的收藏爱好者和球迷基数，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少卡遭遇缩水三分之二

　　需要留意的是，球星卡价值波动剧烈，新手切忌盲目跟风。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不少NBA明星球员的卡，都遭遇过从高点缩水三分之二的暴跌行情。

　　记者获悉，在“兴趣变现”案例的激发之下，部分新手抱着想“低进高出”赚一把的心态购买球星卡盲盒，希望自己能开出高价值的稀有球星卡。然而，一位北京球星卡店店主透露，整箱球星卡往往价格较高，动辄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一箱，很少有人能直接买下，因此“众筹开卡”“组队开卡”成了卡友之间的常态。即便如此，卡友们也常常因为不断开盲盒的冲动而付出高昂代价。

　　从事球星卡行业多年的张邱昊提醒：“建议初入门者不要盲目拆盒，可以先从自己喜欢的球星开始买明卡，这才能真正体现体育收藏的价值，盲目追求稀有的球星卡，投入太大，风险也大。”

　　《北京日报》2022年10月14日第1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